冠绝中华的吴越青铜宝剑 z t

“吴山开，越溪涸，三金合冶成宝锷。淬绿水，鉴红云，五彩焰起光氛氲。背上铭为万年字，胸前点作七星文。龟甲参差白虹色，辘轳宛转黄金饰。骇犀中断宁方利，骏马群騑未拟直。风霜凛凛匣上清，精气遥遥斗间明……” （唐·李峤《宝剑篇》，《全唐诗》卷五十七）

　　商周时期（公元前1600年——前256年），江南一带是古越族的活动区域。当时在这个地区出现了两个国家，即吴国和越国。

　　吴国的疆域在以太湖为中心的周围地区，包括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主要限于太湖沿岸）和安徽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史籍记载，商末，周太王的两个儿子（周文王的伯父）太伯和仲雍在王位争夺中失败，南奔此地，与“断发文身”的土著越人结合，建立了国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史记·吴太伯世家》）因此，吴虽为姬姓诸侯，却是以土著越人为主体的。

　　越国的疆域在吴国之南以会稽（今浙江绍兴）为中心的周围地区，与姬姓吴国不同，它纯粹是由土著越人建立的一个方国。

　　吴越之地，自古便以冠绝天下的铸剑技术著称。在吴、越两国所铸青铜器中，兵器既精且美。春秋中晚期，随着吴越对外军事扩张的需要，其兵器铸造业也呈现出空前发展、繁荣的状态，因此，“吴戈越剑”不仅为时人所艳羡，其美名还留传千古，为历代所称道。 好勇之君、好剑之民

　　古代越人以勇武好剑而称著。《汉书·高帝纪》称：“越人之俗，好相攻击”。《汉书·地理志》又说：“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众所周之，古越人有“断发文身”的风俗。断发，系指剪短其发，散覆于头。文身，即在身上刺梁花纹。文身习俗在世界许多古代民族中都流行，它的起源和含义是比较复杂的，但体现勇武，以勇为荣，以武为美，显然是越人文身的重要意味之一。

　　这种轻死易发、勇武好斗是越族的天性，越人喜好用剑的传统应与其天性有密切联系。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个传统大约发端于西周时期。



　　我国的宝剑，主要起源于吴越青铜剑。而吴越青铜剑，一开始是在吴地发展起来的。江苏高淳下大路出土过一把西周中期的青铜剑，长仅30厘米，茎长1.7厘米，握时仅能容下三指。剑身平直，无中脊，扁圆茎，喇叭形首，虽比较原始，但已具备了吴越青铜剑的锥形。溧阳下土墩出土的一件两周之际的青铜剑，锋呈直线三角形，剑身平直，无中脊，剑身窄长，宽格，茎中空，上有二凸箍，喇叭形首。后世享有盛誉的吴越青铜剑，应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改进锋刃并改变各部位的合金含量，精心铸造而成的。

　　青铜剑在吴越地区获得长足的发展，除东周时期佩剑之风盛行的影响外，还与其地理环境有着较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吴越地区，自古水网纵横，开阔的平原较少。当地土著习惯于“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盛行于中原地区的战车作战的方式，在这里几乎没有用武之地。所以，步兵是吴越军队的主力。而步兵所需要的是适于近战的既轻便又锋利的兵器，剑恰好具备有这些特点。吴越的统治者为了争霸的需要，十分重视兵器的制造，因此从客观上为之创造了有利条件。东汉初年袁康、吴平所著的《吴越春秋》记越王勾践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聘请越女教练剑术的故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史实。

　　古代吴国的青铜冶铸技术是在中原地区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商代中期，中原青铜冶铸技术开始传入该地区。加上吴地富藏铜、锡资源，为土著越人依山鼓铸、逐渐创造出富于地方色彩赫赫青铜宝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干越之剑、宝之至也

　　自西周时期吴地出现早期青铜短剑之后，青铜剑的制作和使用在吴、越地区发展很快。吴、越两国地域壤接、民族相同，风俗一致、交往密切，自古有“同气同俗”之说。当青铜剑制作技术在吴地得到发展之时，很快也传入了越国。于是，发端于吴地的青铜剑也就成为吴、越两国的共同财富。

　　由于考古的发现，今天我们能够将吴越青铜剑的源流上溯到西周时期；但文献中最早提到吴越青铜剑，却是始于春秋战国之际，而且从一开始便吴越并举，褒扬备至。

　　《考工记·叙》说：“吴粤（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进入战国时期后，有关吴越出宝剑的记载更屡见于文献，可谓有口皆碑。《庄子·刻意篇》说：“夫有干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干越”即吴越，“柙”是藏剑之匣，“不敢用”是说太宝贵了、实在舍不得使用。

　　春秋晚期，吴越青铜剑已经发展至成熟的颠峰，其铸剑术为列国最先进者，故所出之剑为举世所重。
图4、发展颠峰时期的几种青铜剑剑型示意图。
图5、春秋战国时期两种
　最常见的青铜剑剑型。图6、青铜剑各部位名称示意图。　吴王剑和越王剑
　　东周时期的吴越青铜名剑，今天有不少遗存于世。其中有少数是传世珍品，多数则是自二十世纪50年代以来在各地陆续发掘出土的。由于绝大部分剑上铭有吴王或越王之名，故能肯定地被确定为吴越之剑。它们不仅剑型相同，而且装饰的方法、铭文的格式也很一致。
　　在这些吴越王剑中，年代最早的是1959年安徽淮南蔡家岗出土的吴太子姑发孚反剑，孚反即吴王诸樊，于公元前560-前548年在位，时当春秋中晚期之交，此剑是他为太子时所铸，应略早于公元前560年。
　　年代最晚的是河南淮阳发两把越王剑（一件为征集所得，一件出土于平粮台战国墓），可能属于越王诸咎（公元前376年即位）以后的晚期越王，其时已在战国中期。
　　数量最多的是属于以下几位吴王和越王之剑：
　　吴王阖闾（光）前514-前496年在位
　　吴王夫差 前495-前473年在位
　　越王勾践（鸠浅）前496-前465年在位
　　越王鹿郢（者旨于睗、与夷）前4-前459年在位
　　越王不寿（盲姑）前458-前449年在位
　　越王朱句（州勾）前448-前412年在位
　　从吴王阖闾至越王朱句，年代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这几位吴王和越王之剑，不仅所占的数量多，而且器形最为完美，铸作最为精细。与之相比，早期的诸樊剑则显得器形短小，尚不成熟；晚期越王之剑则铸工平平，铭文字体简省，有衰颓之势。
　　将铜剑实物的上述特点与文献记载相印证，我们就可以看出，从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吴越国剑正值鼎盛。如果说吴越铜剑是在春秋晚期臻于成熟完备，那么它的盛期则延续到了战国前期。在前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吴越铜剑遥领风骚。所谓吴越出宝剑，当就是指这个时期的吴越地区。
　图7 、春秋青铜剑
　剑柄缠缑示意图。 图8、在湖北省（古代楚国腹地）近年也出土了不少吴越青铜名剑。图9、山西原平县峙峪出土的吴王光剑图10、安徽省博物馆藏、庐江县出土吴王光剑。
　吴越王剑竞锋芒
　　自60年代以来，在各地陆续出土大量带有吴、越王名的青铜剑，吴王剑主要有：安徽淮南市蔡家岗出土的吴王太子诸樊剑；山东沂水发现的吴王剑；山西原平峙峪出土的吴王光剑；安徽南陵出土的吴王光剑；安徽庐江出土的吴王光剑；湖北襄阳蔡坡12号墓出土的吴王夫差剑；河南辉县发现的吴王夫差剑；山东临朐出土的吴王夫差剑；河南洛阳出土的吴王夫差剑；台北古越阁主人收藏的吴王夫差剑等。
　　这些有铭吴剑的形制并不一致，但大同小异。大同，是指锋为弧形尖状，刃缘呈外凸的弧线，近锋处略为内收，隆脊有棱；小异，在于茎、格、首的区别。春秋晚期的典型吴剑多是宽格、茎作圆柱或扁圆柱形，其上或有两道箍，圆盘形首或喇叭形首。有的剑身饰有几何形或火焰朵状暗花纹，制作精美。
　　吴剑的精良，从出土的三件吴王光剑便可见一斑。
　　其一，山西原平县峙峪出土，山西省博物馆藏。全长50.7厘米，剑身满饰火焰朵状暗纹，锋锷锐利，寒光闪烁，剑身近腊处有铭文“攻吾攵王光 自作用钅佥 (剑)”；
　　其二，安徽庐江出土，安徽省博物馆藏。剑长54厘米，茎为椭圆柱形，茎中部有两箍棱，剑格较宽厚，格上有镶嵌绿松石花纹，近格处有铭文16字：“攻吾攵王光 自作用钅佥 (剑)， 余允至克成多攻”，铭文洋溢出不可一世的气概；
　　其三，安徽南陵出土，安徽省博物馆藏。剑长约50厘米，近格处有阴刻篆书：“攻吾攵王光 自作用钅佥 (剑)，台战戊人”。意为“吴王阖闾制作的、用来与越国人战斗的宝剑”。
　　这三柄剑的铸造水平有高下之分，但水平之稍低者如南陵出土的那一柄也是非常精致的。《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吴王阖闾令干将、莫邪铸剑，干将、莫邪“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囊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阳作黾文，阴作漫理。”这个故事颇具传奇色彩，细技末节未必一概可信，但当时吴国拥有诸如干将、莫邪等技艺高超的铸剑匠师则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代表当时铸剑技术最高水平的并非吴剑，而是越剑。现在所出土的吴越兵器之有铭者，也以越剑为多。
　　据不完全统计，已有20余件越王剑重见天日，如：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江陵滕店出土的越王州勾剑；湖北秭归香溪出土的越王州勾剑；湖南益阳赫山庙42号墓出土的越王州勾剑；河南淮阳平粮台楚墓出土的3柄越王剑；湖北江陵张家山小墓出土的越王兀北古剑、台北龚氏收藏的越王州勾复合剑、台北陈氏收藏的越王不寿剑等。而越王勾践剑是其中最为精绝的佼佼者。
　　越王勾践剑出土于1965年12月，剑出土时，装在黑色漆木剑鞘内，剑与鞘吻合较紧。剑身寒光闪闪，毫无锈蚀，试之以纸，　20余层一划而破。剑全长55.6厘米，剑格宽5厘米，剑身满饰黑色菱形几何暗花纹，剑格正面和反面还分别用蓝色琉璃和绿松石镶嵌成美丽的纹饰，剑柄以丝线缠缚，剑首向外翻卷作圆箍形，内铸有极其精细的11道同心圆圈。剑身一面近格处有铭文两行8字。
　　铭文为鸟篆，当时正在发掘现场指导工作的历史学家、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方壮猷教授带领着一班年轻考古工作者连夜对铭文进行释读，在工地无任何资料可供参考的情况下，释读出“越王、自乍(作)用钅佥 (剑)”6字，但最关键的越王之名未能释出。
　　越国自允常于公元前510年开始称王起，经勾践、鹿郢、不寿、朱勾……至无疆于公元前334年被楚所灭为止，先后有9个王。究竟是哪一个越王所自作呢?为搞清楚这个问题，由方壮猷教授发起，在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之间展开了一场以书信往来为主要式的学术讨论。参加者有郭沫若、于省吾、唐兰、容庚、徐中舒、商承祚、夏鼐、陈梦家、胡厚宣、苏秉琦、朱芳圃、史树青等著名学者。经过两个多月的讨论，取得了一致意见，最后确认为越王勾践之剑。
图11、名震中外的吴越青铜宝剑之冠——越王勾践剑各部位赏析图。　　越王勾践剑经复旦大学静电加速实验室等单位检测，该剑的主要成分为铜、锡、铅、铁、硫、砷诸元素，但各部位元素的含量不同。剑脊含铜量较多，韧性好，不易折断；刃部合锡高，硬度大，非常锋利。脊部与刃部成分不同，是采用了复合金属工艺的结果，即先浇铸含铜量高的剑脊，再浇铸含锡量高的剑刃，这是因为剑脊的熔点高，可以承受第二次浇铸的高温而不致熔化。这种复合金属工艺，能使剑既坚韧又锋利，收到刚柔结合的良好效果。这种先进的铸剑工艺，后来被善于掠人之美的楚人所吸收，并在战国时期的楚剑上得以发扬光大。剑格的含铅量却较高，这种材料的流动性较好，容易制作剑格表面的装饰。另外，在剑格、剑茎和剑身上所饰的优美的菱形几何形黑色暗纹，含硫化铜。利用硫化铜防锈，可谓当时一种先进的独特工艺，这也许就是该剑保存至今已历2000余年而毫无锈蚀的原因之一。
　　该剑上的8字铭文，刻槽刀痕清晰可辨，可以肯定是铸后镂刻而成，而非铸就的。铭文为鸟篆，笔划圆润，宽度只有0.3-0.4毫米，可见刻字水平是卓越的。勾践剑的制作时期当在公元前497-前465年之间，此时我国已有渗碳制钢及白口铁技术，使用了钢铁镂刀雕刻铭文，是极有可能的。
　　总之，越王勾践剑集当时各种先进的青铜冶铸技术于一体，代表了当时吴越铸剑技术的最高水准，制作之精湛，真可谓鬼斧神工。
　　有铭的越剑以“越王勾践剑”为最早，有铭的吴剑始于诸樊而终于夫差，夫差与勾践同时。从吴越青铜剑的发展渊源和独树一帜的形制、纹饰等方面来看，其冶铸工匠应是土著。他们在不断改进工艺的过程中，至越王勾践剑时达到铸剑技术的顶峰。





吴越霸业与铜剑盛衰
　　从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也正是吴越两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
　　吴和越立国都很早，但长期僻居东南，国小势弱。直至春秋中期后段（约公元前6世纪前半叶），国力才渐趋强盛，至春秋晚期达到了颠峰。当时中原地区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战争愈演愈烈，吴越两佃于是也介入其中。一方面，为开拓疆土，扩大势力，夺取对东南地区的控制权，吴越两国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争；另一方面，吴越两国还先生西进北上，与楚、齐、晋等大国争锋。在春秋晚期的历史舞台上，它们合演了一幕极其壮阔的活剧：
　　公元前515年，吴公子光刺杀吴王僚，代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 。阖闾即位，重用楚国亡臣伍子胥和军事军孙武（《孙子兵法》作者），西破强楚，国势益隆。
　　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新丧，子勾践继立。阖闾乘机兴兵伐越，勾践迎击之于檇李（今浙江嘉兴西南）。吴军战败，阖闾伤趾，病伤而亡。死前嘱咐太子夫差誓报父仇。夫差继位后，以报越为志。据说他日使人立于庭中，苟出入，必大声呼喝：夫差，尔忘越人之杀尔父乎？公元前494年，夫差悉起精兵伐越，大战于夫椒，越军被击败，勾践仅以五千甲兵退保于会稽山上，屈辱求和，卑身事吴。
　　此后，夫差挥师北上，与齐、晋等国争雄，连年征战，兵疲民困。勾践则表面上臣事于吴，背地里苦身焦思，发奋图强，伺机复仇。史载他平常置苦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时时提醒自己勿忘会稽之耻。当初，勾践战败求和，伍子胥曾力谏夫差防备越国，但夫差日益骄横，终不听，并赐子胥死。伍子胥愤而声言：在我墓上种树，待树可为材，吴国将亡。公元前482年，夫差率精锐北上，与晋、鲁等国会于黄池（今河南封邱南），争为盟主。勾践乘虚伐吴，攻占吴都，杀吴太子友。夫差仓促回师，与越讲和。自此，吴国一蹶不振，越国益强，两国又数度交战，吴皆败。公元前473年，勾践终灭吴，夫差自杀身亡，临死叹：悔不听子胥之言。
图12、越王勾践与贤相范蠡（影片《古越轶事》画面）。图13、越女教剑（影片《古越轶事》画面）。　　在连年不断的征战中，吴越两国都建立了大规模的军队。由于吴越地区水网纵横，丘峦起伏，不便于马匹驾挽的战车驰驱，所以两国军队皆以步兵和水军为主，遇水便以舟济，弃舟即可步战。剑是他们大量使用的兵器。《吴越春秋·夫差内传》记，黄池这会，吴、晋争先，吴军迫晋军而阵，“吴师皆文犀长盾，扁诸之剑，方阵而地。”《左传·定公十四年》记，檇李之战，越王勾践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至吴军阵前集体自刭，以震慑吴军。可见用剑之广。
　　传说，越国有处女，出于南林，善剑术，越王勾践使使聘之。越女往见，路逢一老翁，自称袁公，欲与越女比剑。二人折竹枝代剑，袁公操本以刺，越女应节而入，举枝击之，袁公飞上树，化白猿而去。勾践于是命越女教练军士剑法，据称当世莫能胜越女之剑。这个美丽的传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越人之善于用剑。
　　争霸战争的需要和国势的强盛，直接促使吴越铜剑在春秋晚期发展成熟。越灭吴后，势力更盛极一时，故战国初期，吴越铜剑仍盛而不衰，并续有发展。但至战国中期，由于内乱以及强大楚国的凌迫，越国逐渐走向衰落，大致就在这个时候，吴越铜剑也呈现衰颓之势。公元前333年，楚灭越，吴越地区为楚所据，重器宝物、名工巨匠尽被掳去，吴越铜剑遂最终衰落。
　绝世的名剑 绝世的风采
　　曾经叱咤风云的吴越诸王，以其雄伟的业绩，坚忍的性格和戏剧性的结局而名彪于世，至今还常令人唏嘘感叹；遗存于世的吴越王剑，则以其绝代的风采，向人们展示了吴越铜剑的超卓水平。
　　在战国和汉代人的著作中，常提到一些有名有主的吴越宝剑。这些吴越名剑，多数实有其物，也有些仅见于传说，但无一例外都归属于王者，而且主要是归于盛期的吴王阖闾，夫差和越王允常、勾践父子。这个情况似可进一步说明，在吴越之剑中，最珍良宝贵的是王者之剑，而在王者之剑中，声名最隆的是盛期王剑。
　　盛期王剑的实物，它们都是通体合铸而成，剑型主要有两类(参见图5)：
　　1、剑首呈圆盘形，剑茎呈圆柱形，剑格呈凹形，剑刃前部向内侧收束弧曲，多数剑的茎部有两个圆箍，少数剑无圆箍；
　　2、剑首呈中空的圆形，剑茎呈圆筒形，剑格呈“一”字形，剑刃前部也向内侧收束弧曲。
　　盛期吴越王剑与吴国早期铜短剑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圆盘形或圆形剑首，圆柱形或圆筒形剑茎，凹形或“一”字形剑格，以及剑刃前部的收束弧曲：这些基本因素，都已见于早期吴剑。显然，盛期王剑应是由早期吴剑发展而来。
　　较之早期吴剑，盛期王剑器身明显加长，达到了50-69厘米，已非短剑；剑身宽度也有所增加，一般在5厘米左右，强度随之提高，但由于剑刃前部向内侧收束弧曲，其穿透力并不降低；剑体各部的比例极其谐调，外轮廓的线条更加流畅优美。凡此种种，不仅提高了格斗的功效，而且更具艺术性，说明盛期王剑的形制已经成熟完善。
　　器形的成熟性还体现于形制的规范同一。盛期王剑比起早期吴剑，器形明显简洁规范，尤其是茎部的构造，早期吴剑比较纷繁复杂，或设圆箍，而且都是在茎中部设两个圆箍，各剑非常统一。这显然便利于大量制作，反映了吴越铜剑整体的成熟化。在吴越故地，也出土了一些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的无铭铜剑，形制均与盛期王剑相同，足可证明。
　　越王勾践剑刃部分含锡较多，因而坚硬锋利，剑体的其他部分含铜较多，因而具有很强的韧性，不易断折，体现了高超的铸造技术。此剑是吴越王剑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件，形制规整，器表光亮，锋刃锐利，由此能够看出盛期王剑制作的精细程度。史载吴越宝剑锋利异常，能够断折牛马，截穿铜质的容器，如《战国策·赵策三》记名将赵奢之语：“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优异的性能应是来之于高超的技术和精细的铸作。
　　盛期王剑还以其匠心独运的华美装饰而令世人叹为观止。如越王勾践剑，剑身表面满饰黑色的菱形花纹，打磨光滑，晶光熠熠，观之确有“浑浑如水之溢于塘”、“焕焕如冰释”的感觉。那一个个严格对称的菱形花格，似乎蕴含了无尽的奥秘。经检测分析，这种装饰是通过对器表进行硫化而获得的，其方法可能是：预先在剑身表面铸出略显凹凸的菱形花格，然后对铜剑进行硫化处理，最后对剑身、剑刃进行抛光，砥砺，使其显露青铜本色，而菱形花纹的内凹处未经抛光，仍保持硫化后的黑色。

图14、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吴王夫差剑。图15、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多把吴王夫差剑风采。
　图16、精美
　绝伦的吴王
　夫差矛。图17、吴越青铜剑剑格与
　　　 剑柄的优美纹饰。
图18、青铜剑的佩带方法示意图。　　盛期王剑有多件以这种方法进行装饰，如山西平峙峪出土的吴王光（阖闾）剑、河南辉县出土的吴王夫差剑和湖南益阳出土的越王州句剑。吴王光剑的花纹呈火焰状，又别具特色。另有一些无铭吴越铜剑，也以此种手法进行装饰。1984年，江苏丹徒大港曾出土一件吴王余昧（公元前530-前527年在位）铜矛，矛身通体饰黑色菱形花纹。这是目前所知以此手法进行装饰的最早的器物，大概这种装饰工艺最初出现于吴国，而后在吴越地区广为流行。
　　此外，书载吴越宝剑有“鱼肠”之名，据东汉学者高诱所说，乃是因剑向文理屈襞若鱼肠，因而得名。
　　除了以上所介绍的器物，1983年湖北江陵马山战国楚墓中出土的吴王夫差青铜矛（见图16）。此矛也通体装饰黑色菱形花纹，而且保存完好，铸技之精，工艺之美，堪与越王勾践剑匹媲。这一剑一矛，被世人公认为是存世吴越铜兵中的双璧。
　　上述吴越王者所有的剑和矛，器体上都铭有“某王自作”之词。所谓“自作”，大概类于后世的“御制”，其实际的铸造者则是民间匠师（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评价说：“铭为‘自作’，实赖民工”），他们的名字虽不见于题铭，但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正显示了他们的才华、技术和成熟吗？
　吴越青铜名剑的传播和影响
　　春秋中晚期，随着吴越两国参与中原霸业，它们与其他诸侯国的接触日益频繁。在此过程中，优异特出的吴越铜剑便逐渐传播到了其他地区。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山东、山西等省都发现了东周时期的吴越王剑，而前人著录的传世越王剑，还有传出于陕西的。可见其传播之广。这一方面使得吴越铜剑的声名广被海内，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其他地区（主要是中原列国）铜剑的发展。
　　吴越铜剑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四个途径：
　　（一）礼赠和赏赐 由于吴越出宝剑，故在吴越两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剑经常被作为赠赐的贵重礼物。“季札挂剑”的著名典故，就是以剑礼赠外邦之君的一个例子。再如，前曾述及的吴太子姑发孚反剑，系出土于战国初期的蔡声侯之墓。春秋晚期，吴、蔡关系密切，蔡侯曾嫁女于吴，吴王也曾嫁女于蔡，安徽寿县蔡昭侯墓中曾出土一对吴王光（阖闾）鉴（注释：“鉴”就是洗澡用的青铜小浴缸），是吴王为嫁女而作的媵器。吴太子剑之为蔡侯所有，可能就是礼赠过去的。
　　《左传·哀公十一年》记，公元前484年，吴、鲁两国联合于艾陵大败齐军。将战，吴王夫差赐鲁叔孙甲、剑和铍，勉之曰：奉尔君事，敬无废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春秋末年，子贡游说吴、越、齐、晋诸国，越王勾践欲送子贡金百镒、剑一、良矛二。这些都是以剑赏赐外邦之臣的例子。
　　存世吴越王剑中多同王铭之器，大概吴越诸王常铸作多件良剑，以备赠赐之用。
　　（二）战争和掠夺　　　
　　战争是古代文化传播的重要纽带。自吴王寿梦（公元前585-前561年在位）始，吴与楚战争不断，甚至与远居西部的秦国也有交战，后又过江北上，与齐、鲁、晋等国争战。越灭吴后，踵吴之辙，西与楚国，北与齐、晋诸国争雄，亦战事频繁。这些战争，或胜或败。当战败时，作为吴越军队主要兵器的剑，也就大量成为胜者的战利品，因而广播四方。
　公元前333年，楚灭越，吴越地区成为楚国的属地，重器宝物遂尽楚人劫掠而去。考古发现的吴越王剑，主要出于楚地的战国墓中，尤以楚都故地湖北江陵出土最多，恐怕只能说明，它们大多是在越亡国后，被楚人掳去的。
　　（三）流亡者携带出境
春秋晚期，为共同对付楚国，吴、晋两国曾一度结成联盟，关系密切。公元前550年，晋侯嫁女于吴。公元前544年，吴国王族季札出使晋国，与晋贵族建立了良好关系。吴亡国后，贵族纷纷离境，一部分人（主要是季札后人）便来到了晋国。这些流亡命者也必定带出来了大量宝物。清同治年间，山西代县曾出土一件吴王夫差鉴；1961年万荣县庙前村又出土两件吴国铜戈，上铸“王子于之用”六个错金鸟书铭文；之后在原平峙峪出土一件吴王光剑，在榆社三角坪出土一件吴季子剑。晋地出土的这些吴国王族之器，或为吴晋通好时礼赠而来，或为吴亡后流亡者携带而来。
　　（四）人民交往中的自然传播
　　吴越青铜剑通过人民交往自然传播，主要限于吴越周围地区。近年来，在福建政和、崇安、浦城、大田、建阳、武平等地陆续出土了一些东周青铜剑，形制与吴越铜剑相同或相似。福建也是古越族的活动区域，当地土著古称“闽越”，与北部的吴越之民交往密切。那里发现的青铜剑主要集中于闽北，一般认为是从吴越传来的，也有一些属于当地仿造之器。